回收旧信札收藏之热度不减
2020/7/18 10:58:41 点击：
名人信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书法，有艺术性；又是文献，兼有历史价值。如果把各大收藏板块画成圆圈来表示，信札是“书画”与“古籍”两个圈中间的交集部分。书法价值和文献价值共同构成了名人信札的价值基础。作品如果能在两个维度上都出彩，即可称精品。因此，信札对收藏者的个人素养要求比较高，需要既懂书法笔迹鉴定，判断真伪好坏；又有扎实的文史功底，可从字里行间品读出内容的重要程度。
目前，宋元尺牍在如今的市场上已稀如星凤，偶尔出现必是天价，是实力机构和顶级藏家的势力范围；明代也已不多见，其中一流大家的作品也是大藏家必争之物。相比这些高古领域，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作品是目前市场上最容易见到的流通品种。1994年台北苏富比的张学良定远斋专场中其实就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信札，以明代为主，代表着传统经典收藏体系的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信札虽是小品，但确实是民国大藏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同年，信札开始出现在中国嘉德的古籍拍卖中。在古籍图录最前面几页，通常能看到一些明清名人尺牍标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1990年代的拍品中很大比例都可称精品。但如果跟踪这些拍品的流转情况，会发现成交后过了近二十年，其中的大多数还是没有在市场上再次露面。说明在信札拍卖市场的起步阶段，以纯收藏心态参与的藏家群体占了主导。
到了1998、1999年，嘉德连续推出几场苏州过云楼旧藏明清名人信札拍卖，时间跨度从明代初年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过云楼藏札多经晚清名家收藏，传承有绪。其中如东林杨涟、左光斗、复社张溥、张采等人之书札极为少见，无论是书法价值还是文献价值都极高。这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高质量的信札同时出现在拍卖场上，轰动一时。当时似乎还没有单独做专场的概念，只是在图录中标注了从第几号到第几号拍品是过云楼的旧藏。尽管未做特殊安排，过云楼藏札还是取得了理想的成交结果。一些目前非常活跃的收藏研究机构，如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就是抓住了这次释出的机会，以非常合适的价格购得了不少稀见的明人信札藏品，成为该基金会明代专题收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沪上的两家拍卖行——敬华和崇源推出丁辅之、吴省庵两位的旧藏。而丁、吴两家也为个中佼佼者，吴省庵所藏大多曾著录于其所著《清代名人手札》中，来源清楚，有清一代凡文人学者，政坛要人，艺林大师几乎一网打尽。其中部分被爱写字的“皇阿玛”张铁林买去。明代书札的存世量比清代少很多， 2002年是明代拍品的大年，五柳堂藏明人书札以及钱镜塘旧藏明代名人尺牍两批重量级拍品接连露面。特别是钱镜塘的旧藏，分装20大册，时代横亘整个明代，从永乐朝至崇祯名人共400余人，每人只收入一通，其中部分是天下没有第二件的孤品，又有倪禹功的详细考释，蔚为大观。
2003年非典似乎是拍卖市场的分水岭。非典后，积压的需求爆发，市场变得供不应求，价格节节攀升。但信札并没有发生井喷式行情。究其原因，晚清民国大藏家后裔手里成批量、高质量的藏品在2003年前已基本释出，其后在市场上出现的书札多是零散的，系统性不强，又少了名家旧藏的光环，形不成明显的板块效应。但在这个小众市场里，忠实粉丝和固定的交易群体依旧活跃。在市场存量有限，资源不可复制的情况下，信札的价格于2003年之后总体呈现稳定上涨的态势。
到了2010、2011年，收藏品市场经历了一波急速拉升的行情，信札板块也不例外地被带动起来。民国政要和文人学者信札的涨幅最大。民国距今不过百年，当时一些大师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明清名家。同时民国确实也是个大家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交织在这批人身上，使他们的笔札有独特的魅力。外加流通量也足够多，便于藏家去粗取精，做出个性化的专题。如南社、西南联大、五四人物等等。这种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民国热，这股热潮持续到现在。
2012年匡时的梁启超档案专场拍卖可看作信札拍卖中又一标志性节点。这批梁启超信札手稿在文史上的价值在拍前被充分整理、发掘出来。从拍卖结果来看，成交价格最高的，无一例外是内容最重要的，而不是书法最精的。以前的买家关注书法多于关注内容。这次拍卖后，买家对信札价值判断的天平开始倾斜，同时兼顾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这是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体现出藏家近两年的迅速成熟。
综合发展曲线，名人信札市场的两个趋势清晰浮现出来。一是随着名人信札资源的逐渐枯竭，市场焦点迅速转移到民国作品上来；二是价值取向从书法优先发展到书法与内容并重。名人信札会沿着两个趋势不断发展演进，价格稳步攀升可期。
目前，宋元尺牍在如今的市场上已稀如星凤，偶尔出现必是天价，是实力机构和顶级藏家的势力范围；明代也已不多见，其中一流大家的作品也是大藏家必争之物。相比这些高古领域，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作品是目前市场上最容易见到的流通品种。1994年台北苏富比的张学良定远斋专场中其实就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信札，以明代为主，代表着传统经典收藏体系的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信札虽是小品，但确实是民国大藏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同年，信札开始出现在中国嘉德的古籍拍卖中。在古籍图录最前面几页，通常能看到一些明清名人尺牍标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1990年代的拍品中很大比例都可称精品。但如果跟踪这些拍品的流转情况，会发现成交后过了近二十年，其中的大多数还是没有在市场上再次露面。说明在信札拍卖市场的起步阶段，以纯收藏心态参与的藏家群体占了主导。
到了1998、1999年，嘉德连续推出几场苏州过云楼旧藏明清名人信札拍卖，时间跨度从明代初年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过云楼藏札多经晚清名家收藏，传承有绪。其中如东林杨涟、左光斗、复社张溥、张采等人之书札极为少见，无论是书法价值还是文献价值都极高。这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高质量的信札同时出现在拍卖场上，轰动一时。当时似乎还没有单独做专场的概念，只是在图录中标注了从第几号到第几号拍品是过云楼的旧藏。尽管未做特殊安排，过云楼藏札还是取得了理想的成交结果。一些目前非常活跃的收藏研究机构，如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就是抓住了这次释出的机会，以非常合适的价格购得了不少稀见的明人信札藏品，成为该基金会明代专题收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沪上的两家拍卖行——敬华和崇源推出丁辅之、吴省庵两位的旧藏。而丁、吴两家也为个中佼佼者，吴省庵所藏大多曾著录于其所著《清代名人手札》中，来源清楚，有清一代凡文人学者，政坛要人，艺林大师几乎一网打尽。其中部分被爱写字的“皇阿玛”张铁林买去。明代书札的存世量比清代少很多， 2002年是明代拍品的大年，五柳堂藏明人书札以及钱镜塘旧藏明代名人尺牍两批重量级拍品接连露面。特别是钱镜塘的旧藏，分装20大册，时代横亘整个明代，从永乐朝至崇祯名人共400余人，每人只收入一通，其中部分是天下没有第二件的孤品，又有倪禹功的详细考释，蔚为大观。
2003年非典似乎是拍卖市场的分水岭。非典后，积压的需求爆发，市场变得供不应求，价格节节攀升。但信札并没有发生井喷式行情。究其原因，晚清民国大藏家后裔手里成批量、高质量的藏品在2003年前已基本释出，其后在市场上出现的书札多是零散的，系统性不强，又少了名家旧藏的光环，形不成明显的板块效应。但在这个小众市场里，忠实粉丝和固定的交易群体依旧活跃。在市场存量有限，资源不可复制的情况下，信札的价格于2003年之后总体呈现稳定上涨的态势。
到了2010、2011年，收藏品市场经历了一波急速拉升的行情，信札板块也不例外地被带动起来。民国政要和文人学者信札的涨幅最大。民国距今不过百年，当时一些大师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明清名家。同时民国确实也是个大家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交织在这批人身上，使他们的笔札有独特的魅力。外加流通量也足够多，便于藏家去粗取精，做出个性化的专题。如南社、西南联大、五四人物等等。这种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民国热，这股热潮持续到现在。
2012年匡时的梁启超档案专场拍卖可看作信札拍卖中又一标志性节点。这批梁启超信札手稿在文史上的价值在拍前被充分整理、发掘出来。从拍卖结果来看，成交价格最高的，无一例外是内容最重要的，而不是书法最精的。以前的买家关注书法多于关注内容。这次拍卖后，买家对信札价值判断的天平开始倾斜，同时兼顾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这是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体现出藏家近两年的迅速成熟。
综合发展曲线，名人信札市场的两个趋势清晰浮现出来。一是随着名人信札资源的逐渐枯竭，市场焦点迅速转移到民国作品上来；二是价值取向从书法优先发展到书法与内容并重。名人信札会沿着两个趋势不断发展演进，价格稳步攀升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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